开县兄弟的妈妈两个遗愿

　　说起接下来的生活，张方均觉得，现在脑子很乱，但有2件事他知道，一定得办，那就是母亲生前的遗愿：到生父所在的龙桥镇下葬；去广州找到哥哥，至少知道他在哪个监狱。

　　“我爹死后，我和我妈几乎是被赶出村子的，那个时候我小，但妈哭着带我们出村子的时候给我和哥哥说，如果有一天她死了，一定要把她埋回来。”张方均说，妈死后，让她风光地回到老家下葬，是他和哥哥，一直下定决心要做的事。

　　1996年，小学没有毕业的张方钧迈出家门，2年后，初中没有毕业的大哥张方述也开始打工生涯。张方均记得那时，在临江镇镇中心的一堵墙上刷着这样一行标语，“要致富，去务工。”那时他以为，去打工就能致富，就能风光回家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生活所发生的一切。

　　如今，10多年过去了，真到了母亲去世这天，张方均觉得自己很窝囊，不仅无法让母亲风光地下葬，连将母亲葬在安乐村的钱都没有，“但我跟三叔商量了，希望他借钱给我，给母亲下葬后我就去广州，拼命打工来还钱。”

　　张方均说，他算过，将母亲下葬在安乐村，需要6000元，自己身上只有1800元，需要借4200元，将母亲下葬到山那头的龙桥镇则更需要增加5000元的开销。

　　另一个愿望，便是去广州打听到哥哥的下落。“没能打听到我哥的下落，是我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”张方均说，自从他回到重庆后，便再没有过大哥张方述的消息，托广州的同乡打听过，但听说被转到了“昌龙监狱”，可托南方的记者打听，广州根本就没有这个名字的监狱存在。

　　所以张方均觉得，这一年，就算他回到了母亲身边，她也过得并不快乐，“她基本上每隔几天就会问我大哥有消息了没。”张方均总是说，放心，你好好活着，最多5年他就回来了。

　　见张方述一面，不仅是弟弟张方均的心愿，更是母亲谢守翠的遗愿，所以，张方均决定，再难也要到广州，一边打工偿还完家中的所有债务，一边帮母亲完成心愿，找到大哥。

　　三妈应书菊： 谢守翠这一年 一直活在内疚里

　　55岁的三妈应书菊，是谢守翠这一年接触得最多的人。

　　“两个儿子出事，谢守翠虽然也因祸得福活了下来，但这一年都活在内疚里，她一直觉得，当初如果不是救她，两个儿子也不会做傻事、被判刑，也不会伤到别人（被劫持的女子）。”应书菊觉得，两个儿子为救谢守翠出事，成了谢守翠心里极大的负担，“她经常悄悄不吃药，为的就是给小儿子省钱。”

　　自从大儿子在广州监狱里没了消息，谢守翠的心理负担便越来越重，“她经常给我说自己当初死了就好了，活着害人害己。”应书菊觉得，活着等到大儿子回来，看上一眼，是谢守翠活下去最大的动力，但她还是没能等到那天。

张方均这一年

　　我是戴着“镣铐”回到起点

　　母亲去世，让我跌到谷底

　　“我原来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好起来，但后来，去广州的路费好像永远都攒不齐。”———张方均

　　“办完我妈的后事，我还是想再去广州，完成我妈的两个遗愿。”头戴白色孝布，长跪在灵堂前的张方均，深吸口气，努力想让自己显得平静，他用之前媒体报道他时曾用过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：回到重庆这一年，戴着“镣铐”回到起点。但如今，母亲去世，他说，这让他真正地跌到了谷底。

　　开县兄弟解开手铐后-生活远不是想象的简单

　　2009年9月，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张方述有期徒刑5年6个月，并以同样的罪名判处张方钧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3年。

　　半个月后，回到重庆的张方钧，来到主城一家酒楼做杂工，包吃包住每月800元；1个多月前，在医院买足母亲最近半年所需要的药品后，他辞职回到了老家，结束了在主城近一年的打工生涯，在安乐村所属的临江镇找了份泥水匠的活，三天两头地干着，选择回到老家，“这样更有时间来照顾母亲。”

　　说起回到重庆这年的生活，张方均说，最初他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完了，但听到法官宣判那一刻，他心里甚至是充满了豪气，“这么大的苦难，我们家都走过来了，那时我觉得新的生活就此开始了。”

　　然而，一切并非如此简单，生活也一样。原本相恋的江西姑娘，在这一年毫不犹豫地离开了他；回到重庆的生活同样艰难。

　　开县兄弟给母亲治病-每月定期存下300元

　　在酒店工作，越来越多的同事认出了他，“经常有人笑话我，背后说我的事情。”但张方钧说，他觉得社会其实对自己和哥哥足够宽容，“我们做错了，就应该承担这个结果。”

　　在主城的10个月里，他每天埋头干活，一天和人说话不超过5句。每个月800元的工资他给自己制定了个计划：自己用200元，定期存下300元给母亲，剩下的300元，他要存下，等攒购了钱好去广州打听哥哥的下落，“我哥判刑转了监狱后，一直没有个下落。”

　　即便苦，但张方均最初觉得生活总算看到了点希望，“打工这么多年，很少一个月能拿800元以上。”

　　“我原来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好起来，但后来，去广州的路费好像永远都攒不齐。”母亲需要治病，家庭的债务需要偿还，自己又无一技之长，每月800元的工资一直拿下去，现实再次让张方钧感到无力，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起点，甚至还戴上了一副更重的“镣铐”。

　　开县兄弟回到母亲身边-生活总能踏实下来

　　今年8月2日晚，揣着做10个月杂工攒下的3000块钱，张方均盯着天花板，几乎一夜没睡，第二天一早去了酒店辞职，“我想清楚了，还是得守着我妈，而且8月里又是农忙，我得回去帮忙。”经过了去年的事，张方均和继父付前统的关系缓和了很多。

　　辞职的原因，张方均说，一家人经历了那么多后，他更觉得守着母亲过日子才算是踏实，在主城区打工，心里总担心会出事，也老做噩梦，梦到母亲犯病。

　　回到老家后，张方均将从城里花1800元给母亲买下的半年需要的药物放好，自己便来到了镇上，打听能否做点零活，“镇里很多工地，如果有活做的话，一天能有40块。”最近这一个半月，张方均说，是他和母亲这15年来过得最愉快的时光。

　　“我12岁离家，这么多年和我哥在广州很少回来，每次和妈相处很难超过4天。”张方均说，在主城区工作时，每个月有4天假期，他总是把4天的假期攒在一起，每三个月回老家看一次母亲。每次回家，母亲总会比着时间提前守在村口，笑着去迎他。

　　如今回了家，白天去镇上找活，晚上再晚张方均都要走回去。

　　开县兄弟母亲发病当天-他在山头望最后一眼

　　9月7日清晨，镇上的工友给张方均打来电话，说工地里又有活了，这次起码可以干一周，听到消息后，张方均马上收拾准备出门，出门前，照例给母亲打了招呼。

　　“我每次出去，妈都要站在院坝里看到起我，直到看不见了才走回屋。”张方均说，7日清晨，母亲也和往常一样，把他送到了院坝，“早点回来，妈等你。”是谢守翠给二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，走到山头时，张方均说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还站在院坝的妈妈，“我挥手喊她回去，那时天已经开始下雨了。”

　　张方均说，下山时，他看了母亲一眼，像是提前有征兆，那阵心里很难受，下山时还在想，今晚要早点回来。

　　昨天，谢守翠病发离世，这天刚好是张方均28岁的生日。

　　昨日凌晨3点，开县临江镇人民医院，哭声、哀嚎声响彻这栋3层小楼，53岁的谢守翠因脑溢血再度复发永远离开人世，弥留之际，她未能和儿子说上一句话。如今，未能等到大儿子张方述刑满释放，在张方均28岁生日这天，谢守翠永远地离开了兄弟俩。

　　妈妈永远离开了-连寿衣都没钱买

　　昨日傍晚，淡淡阳光洒落在安乐村，这个村子还和一年前一样的宁静，张家也和一年前一样，在村中最为破旧。夕阳西下时，灰暗的房屋，透不出半点生机。

    开县兄弟一贫如洗没能穿寿衣

　　见有人来，张家院坝里已经停止的唢呐声又重新响了起来，两张木桌、一副棺材，张家显得很冷清，八、九个亲友围拢在一起，更多的时候，众人唉声叹气，摆谈谢守翠坎坷的一生。

　　迈上梯坎，灵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设在了张家的主屋，由于生前几乎没有照过相，张家人比着谢守翠身份证上的照片，勉强做成了遗像。家里依旧一贫如洗，躺在棺木里的谢守翠，穿着生前常穿的长衫长裤，没能按风俗穿上寿衣，张家人显得很悲痛，但灵堂里没有哭声。

　　张方均、养女付春花、4岁的孙儿并排跪着，低头烧着纸钱，双眼透着迷茫。张方均说，他不想哭了。

　　谢守翠发病时，只有养女付春花守在身旁。“我妈说想擦下身子，我打了盘水给她便出来做事了，但没多久，我听见屋里‘哎呀’一声。”前晚9点半，当付春花推开房门时，摔倒在地的谢守翠正艰难地试图自己爬起来，“见我进屋扶她，她还勉强地笑着说‘不争气，今天啷个脑壳好昏’。”但话音刚落，谢守翠又一次摔倒，女儿没能接住她，她也再没能起来。

　　妈妈常念叨-要活到大儿子出狱

　　“我在镇上做零工，接到妹妹电话说妈不行了，我不信，马上坐了个摩托就往回赶，但我妈已经说不出话了。”前晚10点，张方均抹着眼泪跑回了家，平躺在凉板床上的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，双眼勉强能够睁开，“她肯定想说啥，但医生说脑部被血块压迫，语言能力丧失了。”

　　接近凌晨时，张方均在亲友的帮助下将谢守翠送到了临江镇医院，医生很快下达“病危通知书”并表示脑部再度出血，需要立即转院，“医生说如果转到万州可能还有一丝生机，但我们还是没钱。”张方均说，时隔一年，还是在镇里的医院，因为同样的原因让母亲再度面临死亡，这一次，她真的走了。

　　凌晨3点半，医生宣布谢守翠死亡。弥留之际，3个子女，2个守在她身旁，大儿子远在广州服刑。

　　“我一定要活到大儿子出狱，他不回家我不能死。”亲友们说，这是这一年，谢守翠常常跟人念叨的一句话。

　　9月8日，开县临江镇安乐村，谢守翠的二儿子张方均站在他母亲居住的一贫如洗的房间内。